《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12)

现在，日本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我首战告捷击落敌机一架的事迹。母亲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自豪感跃入笔墨。与此同时，我的表妹初代也来信了。她信里写道:
＂最近，我爸爸调任四国的德岛市的邮电局局长。我现在也在德岛女高念书。我从东京搬到德岛还不是很适应，你懂的。在新闻报导里看到你的消息让我兴奋不已。我们班上同学知道后也非常高兴。我们每天都在仔细看报查一查你的最新消息，以免漏看了你在中国的胜利战绩。＂
＂三郎，趁此机会，我想把我在德岛最要好的同学介绍给你。她叫美紀子，是我们班上最漂亮最聪明的。她爸爸是神户学院的教授。我给班上同学看了你给我的来信后，美紀子最激动了。她求我无论如何要把她介绍给你认识。＂

这封信还附有一张照片，是初代和美紀子的合影，还附有美紀子写给我的短信。美紀子看上去和初代一样可爱。她的短信文笔优美，自我介绍她和家人以及家乡等。

收到家里人的来信让我士气大振。我整天乐呵呵地哼哼小调。我甚至至今仍清楚记得收信的日期和当时的情景。那天是1939年10月3日，我正在给飞机上的机枪擦拭保养。当时，机场上每个人都很轻松的样子。确实没什么好忧虑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中国空军及其外籍飞行员打得落花流水。

突然，机场控制塔台对我们大声呼叫。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周围就是一片爆炸声，烟尘滚滚。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弹片横飞的尖啸声直刺耳膜。有人喊了声＂空袭！＂，机场里也开始响起尖利的空袭警报。太晚了。

没有时间往掩体逃了。炸弹到处都是，浓浓的烟雾，刺耳的弹片声。另外七名飞行员和我一起向掩体飞奔。我压低身体，避免被弹片削到。看到水箱就纵身一跃到水箱边上卧倒。还好我动作快，刚卧倒就听见不远处的弹药库噼里啪啦的爆炸起火，同时，一颗落地的炸弹滚过来爆炸了。我的耳膜被震得嗡嗡响，尘土烟雾满嘴满眼。我要是晚跳一秒就肯定没命了。

待了一阵子，附近没有爆炸声了。我抬起头张望，只见机场上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还听到许多人在叫骂。我周围的人都受了重伤。我试着爬向离我最近的一个飞行员，刚动了一下，就感觉到大腿和屁股好像被弹片削到了，像刀割一样的疼。我用手一摸，在裤子外面摸到渗出来的血。伤口很痛，但还好伤得不深。

这时，完全是下意识的，根本没有经过脑子想过，我的两条腿就自己奔向跑道。这时候我一边向天空张望。头上有十二架飞机编队飞行，飞得很高，高度大概在六千公尺，在一起盘旋转大弯。这些飞机是苏制SB型双引擎飞机，这种型号的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不可否认，中国空军的这次突袭轰炸极为成功，把我们炸得措手不及。在炸弹落地爆炸之前我们竟然无人察觉，也无预警。

我跑到停机坪前一看，一片狼藉。我们海军和陆军的二百多架飞机本来都是机翼贴机翼地排得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现在大多数都在起火燃烧。火焰从飞机油箱窜出很高。还没来得及着火的飞机机身上多是弹孔，汽油从油箱弹孔汩汩流到地上。火焰就顺着汽油火烧连营，迅速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一长溜轰炸机战斗机纷纷像蘑菇状起火爆炸，火焰刺眼。轰炸机燃烧爆炸起来像是放爆竹，战斗机烧起来像火柴盒子一样。

我像发疯般围着燃着的飞机乱跑，拼命寻找一架没燃着的飞机。奇迹出现了，有几架战斗机孤零零地停在一个角落，没有受到牵连。我迅速爬进一架战机的驾驶舱，发动引擎，顾不得热机等待时间，就把飞机开上跑道。

我的战机迅速升空的时候，敌军轰炸机群还在缓慢升高。我把油门打到最大，在烟雾缭绕的机场上空小心接近敌机群。二十分钟后我到达敌机群高度，这时我寻找机会想从敌机群下方往上对着敌机腹开火射击。

实际上我是唯一一架战机在攻击敌机群，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这架小小的战斗机实际上根本不是十二架轰炸机的对手。现在下面陆地是长江上的城市 ---- 宜昌。宜昌此时据守在中国军队手里。如果此战被击落的话，不是摔死也会被俘于国民党部队，被俘对我来说比死还难受。没有时间多想了。这时候主导我行动的是武士道，不怕死，一心就想杀敌。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11)

直至今日我们还是不晓得当时被我击落的苏制战机飞行员的国籍身份。虽然有理由猜测说飞行员极有可能是志愿随苏联战机援华参战的苏联籍，但还是没有可靠证据，因为当时我们无法缴获飞机残骸及其飞行员尸骸。

日本海军得到过相关情报，当时有外籍雇佣军为中国军队驾驶战机。外籍雇佣军来自万国，驾驶着杂七杂八各种型号的战机。我们飞行员亲眼所见战机型号有苏联的，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等等。当然，不排除有些战机是由中国飞行员自己驾驶的。

我们有次得到过确实的证据：有架美国型号的战机是一个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那次是在上海附近，有架美国型号战机坠毁，日军地面部队及时赶到现场，缴获飞机残骸及尸骸，包括有随身证件，表明其身份确实是美国人。

我亲自击落一架苏制战机的胜利荣誉感完全盖过了空中格斗暴露出来的我的菜鸟技术。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在那架战机的机身上添上一颗蓝色五角星，这架飞机上面现在一共有六颗五角星了。日本的飞行员，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士兵级别飞行员，是没有自己固定使用的战机的。战机平时总是不够用的，所以都是临时决定哪架战机有空就用哪架。这样的话反而对菜鸟飞行员有利，敌机飞行员看到我们飞机上那么多击落敌机的蓝色星星标记，我们自然是不战自威。他们哪里晓得其实这架飞机只是被我们的几个王牌飞行员轮流使用过而已。

在中国大陆战场在表面形式上是比较特别的。日本方面一直只是称作＂中日事变＂，而中方称之为＂抗日战争＂。我猜想这种情形可以与朝鲜战争类别。美国人没有正式称之为战争，只是当作联合国旗下的维和行动。可以说，当时日本当局也是类似的思路。日本政府认为从未正式宣战，所以只是＂事变＂。

后来，顺理成章地，我们扶植了汪精卫成立了傀儡政府。当时中国战场上最诡异的局面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内斗。汪精卫与蒋介石分裂而投日，蒋介石的部队与中共军队忙着打内战。蒋介石的部队在正面战场遭日军击溃而节节败退之时，中共军队总是处处趁机夹击蒋介石的部队。

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人数有好几百万之众，远远多于日军。但是，中国军队的巨大人数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其士兵都缺乏训练和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虽然挟人数优势，但每次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发动进攻都是大败而归。甚至就算其盟友经由缅甸，蒙古和新疆把援助物资送到中国军队手上，我们日本军队仍具备高素质的优势予以击败。中国的盟友的物资援助只能帮助蒋介石政府且战且走地撤退到重庆而已，而绝无能力对日军大举反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向盟军投降之日，中国战场始终是日军屡战屡胜一面倒的格局。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征服（或者说企图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及其众多的人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日军只能占据几个重要城镇或战略要地，切断敌军的交通联络，然后通过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向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征收税赋。

除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大都市外，一旦有日本人敢走出日军保护下的中小城镇，就会有生命危险。城外，蒋介石或中共的游击队非常活跃，时刻准备着消灭零星落单的日军。同时，我们日本军官也知道，我们扶持的汪精卫傀儡军队表面上对我们惟命是从，实际上他们仍与活跃在广袤的平原和山区地带的游击队组织勾勾搭搭。多数情形下，为了维持日占区的和谐稳定，当地的日军指挥官对此也睁一眼闭一眼！

所以说，这是实在是一场诡谲的战局。

那时，我经常执行对日军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飞行任务。我从空中俯瞰地面，只见中国农民若无其事地耕他的地，就在一二公里之外，中国军队正与日军肉搏，时而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当地农民见怪不怪，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有几次，我飞越正被日军包围猛攻的城镇上空。一面是日军炮弹纷纷落入城中弹片横飞，一面却是城内商铺照常营业，而商铺外街道上中国守军已经血流成河。

在中国战场上，因为是一边倒的战局，我们空军部队很是轻松甚至逍遥。在我抵达九江的十六个月之后，日军地面部队已经大举攻入中国内地，这时汉口已经占领，所以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我们的空军基地了。我们部队整体迁至汉口。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10)

这一次，我心里发誓要近距离咬住俄制敌机并将其击落。我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拉近与敌机的距离。这时，敌机做出转身，翻筋斗，急转等一系列特技动作，成功避开我的扫射。敌机还用急转弯来反过头来咬住我并向我射击，但敌机这个动作没做好，其射出的枪弹全部射偏，没有一发打中我。实际上，此刻的敌机毫无生还机会了，这时候我不知道的是（事后得知），好几架友机就在我与敌机发生格斗的上空盘旋看着，只要我一有危险他们就会俯冲下来击落敌机。

敌机这时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其并不恋战，而是急于寻找机会逃脱。这个就是对手的弱点了。我急翻一个筋斗后就到了敌机后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扣动扳机，一梭子全部喷射到敌机的引擎上。立刻，敌机机头冒出乌黑的油烟，机身向东面坠落下去。看着敌机最后坠落到地面上像一朵蘑菇一样爆炸开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把弹药全部射完了，照规矩这是不允许的。按照空军的作战军规，一定要留些弹药，以备返航途中遭遇敌机拦截。

我暗自叫苦，眼扫四方找找自家三菱牌友机。NND，心里瓦凉瓦凉的，木有飞机，就我自己一架！我现在完全脱离了机群，成了孤家寡人。我的僚机也不见了，肿么了？刚才胜利的喜悦烟消云散。我知道先前充当我僚机的前辈不但就了我一次命，还帮衬送我玩了一把猫逮耗子的游戏。由于我的笨拙，他可能被敌机干掉了。想到这里，羞愧万分，喉咙哽塞，眼泪汪汪就差没掉下来。就这样想着，眼睛还在四处张望，突然看见我们的十四架飞机在编队在上方盘旋，耐心等待我归队。看到这一幕，羞愧得又想哭。

回到九江，我精疲力尽地爬出驾驶舱。飞行队长火冒三丈，冲到我的飞机前面，脸红脖子粗，吼吼，＂坂井，神马玩意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骂道，＂坂井，你这个笨蛋！你能活着回来真TMD狗运高照了！我这辈子有见过下贱的，但从来没有像你这么下贱的飞法，MLGB你。。。＂队长气晕了，骂也骂不来了。 我眼睛紧盯着地上，恨不能找个缝钻进去。我当时默想，队长你就打我一顿解解气吧。但他真是气晕了，都忘了踹我一脚什么的。

队长这回对我玩冷暴力，华丽丽一转身走了。这个比打我一顿还要丢人，简直就不把我当人啊。疯狂求虐，纠结ing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9)

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最初的关键时刻表现愚蠢之极。下面我就详细道来，读者如是行家里手一定会有同感。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当时我们处于三千米高空的缺氧环境，而且已经待在这个高度九十多分钟了，这时的人脑反应速度不能与正常地面环境相比，敏捷度要差上一大截的。当时空气稀薄大脑缺氧，引擎噪声又是那样的震耳欲聋，冷风嗖嗖越过挡风玻璃扑面而来。开战机不像开汽车那样只要注意前方就行，我要一刻不停地转头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被敌机咬住，与此同时手里握着操纵杆，脚上踩着尾翼操动踏板，还要控制油门以及其他操作杆和仪表盘。总之一句话，一紧张，动作完全走样了。

然后，训练中深深植入脑海的习惯动作发挥作用了。一条首要的指令性动作就是，＂在V字形队形里要始终对准主机的尾巴紧跟主机＂。在一阵手忙脚乱中，我把氧气面具套牢（只有两个小时的氧气量，只在格斗时或三千米高空之上时才使用），把油门加到最大。引擎发出怒吼，飞机一下往前冲去。我们机群里只有我的飞机因为还挂着副油箱而剧烈颤动着，其他飞行员这时已经纷纷甩掉副油箱了。我这时候已经完全忘掉这个动作了。我终于想起来，手抖抖索索地扳动手柄把副油箱甩掉。事实上我是最后一个甩掉副油箱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那个苦催啊。我的所有动作毫不连贯，想到哪儿做哪儿，几乎完全想不起来空中格斗所必须遵守的基本步骤和规则。我都紧张得没顾得上观察清楚自己前后左右的状况，根本就没有意识自己是否位于敌机的枪眼之下。我只知道死死盯住前面主机的尾巴，竭力跟随主机转来转去。那个场面在旁人看来活像两架飞机用绳子串在一起飞行一般。

最后，我总算进到僚机应该所在的位置，僚机的位置是在主机的侧后方。这时候我的意识才完全恢复，没有再手脚乱动了。我深吸一口气，眼睛向左面快速扫视了一下。怪怪隆滴冻！不得了！两架外形细长的敌机正在追赶我的飞机！敌机是苏制E-16战机，起落架是可收缩的。E-16的引擎马力比我们的大，速度更快，操纵性能也更好。

眼见此景，我再一次差点厥倒，死了的心都有了。我的手停在半空，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其实这时候应该快速闪到一边，或者急升高度。但我还是傻乎乎地只知道老样子紧跟着主机。不出意料的话，就在这个时刻，我就应该被敌机击落死定了。但是！出乎意料，两架敌机竟突然翻滚飞开了！这个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一样捡回一条命啊。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幸好我们的飞行队长事先预料到我这个菜鸟一定会临阵发矇，预先指定了一名经验老道的飞行员驾机在我身后帮忙掩护。就在那个我就要小命玩完儿的瞬间，我身后的友机一个急转，冲向正要干掉我的那架敌机。敌机一看不妙才临时中止攻击，转身跑开的。

捡回一条命之后我还是不会自主飞行，完全不知道刚才那么一来，其实我的飞机恰巧位于刚跑开的俄制敌机的后方约四百五十米的位置，这个是绝对有利的攻击位置。而我这时候还在驾驶舱里发呆，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对。终于，我决定停止发呆，往前冲上去。

我把俄制敌机追到射程瞄准范围内，然后扣下扳机。没有动静！怎么回事！我反复扣动扳机，一边叫骂MLGB子弹卡壳了。突然，我大窘，原来我忘了把机枪枪管伸展出去，这个动作应该是在追赶敌机时就完成的。

这时候那位掩护过我的老飞行员就飞在我的左面，把我在驾驶舱里那种手忙脚乱看得一清二楚。他极度失望，离我而去，径自超前，对正在逃离的敌机一阵猛扫。不过，他一点儿也没有打到E-16，因为敌机正向右拐。这样，我的机会又来了。敌机实际上跑到我的枪口前二百米而已。这次我准备好了，一按扳机，枪弹拉着亮弧就射了出去，但没有射中。浪费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8)

我们一毕业就分配到各飞行大队进行战备训练。我接到命令分配到位于九州北部地区的大分和大村的海军空军基地。这两个空军基地都要求飞行员既会从陆地起飞降落，也要会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我不得不对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降的飞行员大表赞叹。那个技术难度实在太高了，几乎要熟练运用到所有特技飞行技巧。看着那些能那样起降的老飞行员，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航空兵学校毕业的。

在航空母舰上降落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艰苦磨练，对准跑道，擦地降落，对准跑道，擦地降落，一遍又一遍，终于行了。奇怪的是，从此以后，我倒是从来没有再从航空母舰上起降过。后来的战斗我都是从陆地上起飞的。

经过航空母舰上的三个月密集训练，我接到命令转往台湾的高雄空军基地报到（台湾当时是日本领土）。那时海军的部队生活气氛为之大变。当时中国大陆战场上战线拉得过长，兵力严重不足，就像我这样的菜鸟飞行员也要立即投入战斗。

从台湾我又被派到中国大陆东南部的九江。1938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空战。。。我那次表现很菜。

九江战区的司令官不愿意在正面军事行动中使用菜鸟级新飞行员。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的老经验飞行员一眼就能看出这些菜鸟，那样的话反而会提振敌军的士气。所以，一开始，我只是配合陆军进行低级别飞行。这些毫不危险，因为陆军已经把地面上的敌军彻底击溃，所以空中根本见不到敌机。几个星期之后，我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做些可有可无的空中支援飞行任务。我既新奇又好胜，一心想让我自己这个堂堂海军航空兵学校毕业的二等兵飞行员露露脸，杀入敌机群干个痛快。终于，机会来了，5月21日，我被编入十五架战机分队，预定在次日飞越汉口战区上空巡逻。飞越汉口意味着有机会战斗，因为汉口当时还在中国军队手里，是国民党部队的空军基地。

1938年，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还未问世，这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当时驾驶的是三菱公司制造的96式战机。欧美盟军对96式起的代号是Claude。96式飞行速度慢，航程短。起落架也是固定式的，驾驶舱没有罩盖，完全是敞开式的。

22日一早，我们十五架战机飞离九江，排成五个V字形升空。这天空中可视度极佳。从九江往西北方向飞行九十分钟的航程前往汉口的一路很顺利，就像平时出操一样。没有遭遇任何敌机的拦截，甚至也没有地面防空炮火的攻击。这种情形好似地面上不在打仗一样。

从三千米高空俯瞰汉口的军用机场初看上去还真不太像是机场。绿油油的草地在阳光照耀下分外醒目。敌军的空军基地在周围环境的陪衬下就像是精心维护的一大片高尔夫球场。这时我看见地面上有三个黑点点在快速移动，他们升空冲向我们，没错，是敌机。

很快，敌机就爬升到我们的高度。敌机个头比我们大，黑颜色，马力强劲。其中一架敌机脱离他们的编队，疾速向我冲了过来。一刹那之间，本来我脑子里预想好的应敌方案忘了一干二净。我只感觉到浑身鸡皮疙瘩，手脚发抖，虽然现在我这么说出当时的实际情形还都有点不好意思。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确因为这架敌机竟然单挑我当做攻击目标而惊恐万状。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7)

1937年底，第三十八届航空兵士官生班的二十五位学员（包括我在内）正式毕业了。应届生中，我荣获优秀生，奖品是天皇赠与的银表一只。

我们二十五位毕业生是一千五百名报考生中遴选出来的七十位学员经过淘汰筛选出来的最后成果。我们经受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难忍的训练过程。那年七月，日军在中国已有战事发生，但我们还需进一步战备训练才能开赴战场。

尽管我们受过严格且一流的训练，我们学员之中还是有些人一上战场未有任何战绩就被敌机干掉了。就拿我这样极富飞行天分的人来说，第一次与敌机格斗的时候，要不是战友搭救，要是敌机飞行员好胜意识稍强点儿的话，我恐怕也是第一次出战就一场未胜死翘翘了。毫无疑问，我的初战的确笨拙，多亏战友救命之恩，多谢敌机飞行员的格斗技术不够全面，我才有今天。

对我来讲，空中格斗意味着残酷，野蛮，神经极端紧张。现在虽然距离空战已经很久了，我也算是歼灭过许多敌机的王牌飞行员了，但只要一想到空中格斗战，我还是紧张得全身冒汗。我深深地知道，不管资格多老技术多好，空中格斗的时候偶尔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让你在火焰中焚身。飞行的每一个动作，垂直转向，直降回转，回旋，一百八十度转身，三百六十度转身，慢转身，急转弯，翻筋斗，上翻回行，俯冲，急加速，失动力落体下降，等等这些动作偶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经过那么多年艰苦的空战，从开始时形势对我们有利，到后来形势逆转，对手的力量增大到不可战胜，我们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那种绝望简直是噩梦一场。我们那届毕业的二十五个学员中就我活了下来。

1930年代的时候，日本海军每年大约培训一百名飞行员。经过一系列严格到几乎苛刻的筛选和训练之后，每届毕业生只有区区几十人。如果当时海军培训经费再多一点，淘汰机制不要那么苛刻的话，我相信二战末期日本就不会陷于没有足够多的优秀飞行员驾机战斗的窘境。当然，大结局还是一样，我的意思是最后两年日本的航空队至少不会那么衰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有经验的老飞行员大量损耗亟需替补，直到这时日本海军才放松录取和训练要求。但已经太晚了，而且战时速成训练出来的飞行员的素质实在太次。据我所知，我那届被淘汰掉的四十五位学员里，随便哪位都比战时速成的飞行员好出不知多少倍。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6)

土浦学校的体能训练也算得上是全日本最残酷的。举例来说，我们最受不了的障碍物训练项目就是，攀爬一个铁杆，到顶之后单手直拉坚持十分钟。凡是撑不到十分钟的，教官就在上面从后面对其赏一记老腿将其踢下去，这个倒霉蛋落地后还得原样再往上攀爬。可想而知，最后能毕业的都能单手直拉十五至二十分钟的。

日本海军要求每个士兵都会游泳。我们学员里面有很多来自山区，从来没学过游泳。学校的游泳课程很简单的。教官把绳索绑在学员腰间，然后出海从船上把学员扔到海里，能浮起来的就PASS，否则就开除。现在（指作者写书的时候，此书首版是1957年，写书约在1955年至1956年），我三十九岁，虽然身上还留有弹片，我游五十米也只用三十四秒。在土浦学校的时候，个个都是五十米游进三十秒。

每个学员都必须能够潜泳至少五十米，在水下屏气超过九十秒。普通人能够屏气四十至五十秒。这个标准对航空兵来说太低了。我的个人记录是二分三十秒。

我们上了数百节有关跳水的课程，目的是培养锻炼我们的平衡机能。这个在将来驾驶战机进行各种螺旋回转动作时极为有用。我举跳水这个例子因为其训练方式很特别。教官在泳池教会我们跳水之后，为了考验我们，他让我们从安置在水泥地上的跳板进行跳水。我们要在跳板上弹起，翻二个或三个筋斗后落地（在水泥地上！）。自然，总有几个倒霉鬼动作失败，当场身体报废。

体操也是体育科目的重要一项，教官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学会做，否则开除。双手倒立行走是最基本的动作。我们必须能够以头置地保持平衡不倒，一开始是要求五分钟，然后训练逐渐加码到十分钟，十五分钟。很多人能支撑十五分钟以上。我练到最后能撑二十分钟，就这样倒着计时的时候，队友就在边上帮我点支烟，塞到我嘴里。

当然，实际上土浦学校的体能和机能训练远远不止上述这些像是杂技一样的训练。我们在学校体育课程培养出了极好的平衡感与身体肌肉的协调性，这在往后的实战中起到了救命的效果。

土浦学校的学员的视力必须天生是极好的，这是最基本的不用多说的。值得一提的是眼神训练。我们要训练使用余光扫视和瞬间发现远方目标。这些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在将来实战中占据先机。

我们学员之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试眼力的方式，就是，在白天去找寻天上最亮的星星。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眼力能做得到的。我们的教官经常教导我们，在实战中，能在千米之外目视发现敌机，其难度绝对不亚于在白天发现天上的星星。而眼力占优的飞行员就能在敌机未发现自己之前先发现敌机，从而就能驾机占据有利位置，克敌制胜。逐渐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们已经能够在白天找到天上的星星了。我们又增加难度继续练习。我们在找到星星之后，根据其方位把眼别转过去九十度然后返回，看能否立即找到那棵星星。这就是战斗机飞行员的眼力。

我个人认为这个眼力训练是最最必须的。实战中，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决定致命的胜负，这个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我在总共二百多次空中遭遇战格斗中，只有两次犯了小错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敌机，所以我从未损失过自己的僚机。

在土浦学校，一有空我们就练习反应速度和对飞行物体的轨迹判定能力。有个特别有趣的训练方式就是生擒苍蝇。我们学员为练这个，开始的时候，人人都像傻瓜一样在空气中撩来撩去的。几个月之后，只要有苍蝇在眼前飞过，下一秒就绝对捏在指缝间，而且捏住的是苍蝇翅膀。这种近身距离内的反应速度和准确度对于在战机狭小驾驶舱内做操控动作是必须的。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正好反映了训练的实用价值。有次，我和其他学员共四个人同车以时速一百公里在一条小路上开。汽车突然失去控制冲向路边。一瞬间，我们四个人像一个人一样，同时像飞一样地跳离汽车。我们身上除了有点擦伤和瘀青外，没啥事情，而那辆车就报废了。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5)

在舅舅家待不了几天，我又得回学校了。

土浦海军航空兵学校的训练设施位于大湖（霞ヶ浦）边上，紧挨着湖边是两条跑道，一条三千公尺，一条二千多公尺。飞机库很大，可一次容纳上百架飞机，平时机场上训练飞行很频繁忙碌。

当然啦，我又一次被海军训练科目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与这个航空兵学校相比，我在海军炮手学校训练时遭的罪简直是小菜一碟，佐世保海军基地新兵集训时那种变态虐待简直算的上愉悦。就连海军炮手学校的科目与之相比只能算是小儿科了。

第一堂摔跤格斗课上，肌肉男教练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对我们训话说，＂航空兵必须好斗，必须坚韧不拔，无时无刻＂。

＂在我们土浦学校，这种特质要融入每一位学员的灵魂深处，否则，就别想成为海军航空兵＂。他在课上立即就向我们展示了其独门洗脑训练方式！教练随手从我们学员里叫出两位来进行摔跤角斗。赢的一位马上可以去休息。

输的那位就惨了。输者不许离开，与下一位角斗。如果再输，对不起，不能走，再与再下一位角斗。就这样，体力耗尽，被对手揍得鼻青脸肿。如果一路下去没有一场取胜的话，输者实际上就要与六十九位学员全部逐个角力一番。完了之后，如果还能站起来的话，输者还算合格。但是，这只是当天那么算。第二天，这个倒霉蛋则要第一个与对手开打，直到中间有一场他取胜才可以离场休息。如果第二天继续垫底的话，则对不起，开除出学校。

每一位学员为了不被开除，摔跤科目训练时角斗极其惨烈。经常有人被打得不省人事。就算昏过去也不能成为脱离训练的理由，就用一桶冷水或其他什么办法把昏迷者弄醒，继续角斗。

进行了一个月的地面训练之后，我们开始初级飞行课程。飞行训练安排在早上，室内和文化课程安排在下午。晚饭后有二个小时的晚自习，然后熄灯睡觉。

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学员人数也越来越少。训练科目力求尽善尽美，学员只要有一点差错就要被开除。因为海军航空兵是海军最优秀的兵种，也是整个日本军队最优秀的代表，所以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我们为时十个月的培训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共七十个学员中有四十五位学员被开除。这里的教官不是采用我先前新兵集训时那种体罚措施，而是采用腹黑的淘汰开除手段，教官也可以凭主观印象随意开除学员而毋需解释理由。这个对我们学员来讲，比体罚可怕得多。

这种淘汰开除制度从一进校门直至毕业前一刻始终严格执行。就在毕业前的一天，一位学员惨遭开除。海岸防卫队在巡逻时发现我们这位学员在军事区外的土浦市内的酒吧庆祝毕业。他一回到营地就接到命令去学校当班执勤长官那里报道。他在长官面前长跪不起，但没有用的。

当班执勤长官认定他犯了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每个飞行员都懂的，在有飞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无论如何也不能饮酒。第二天毕业典礼的操演仪式上，我们将编队飞行接受检阅。其二，虽然不像第一个那么少见，但也算是严重的，就是，海军士兵不能在现役期间离开其指定的军事区。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4)

日本皇军分为两大块，陆军和海军。其司令官各掌控一支下属空军队伍。二战前及二战中，日本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要设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同样地，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要设立一支相对独立的海军陆战队，比方像美军那样。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有时各自挑选一些下属部队搞两栖联合作战，以此来达到美军海军陆战队那样的功能。

1930年代中期，海军的飞行员全都是毕业于土浦市的海军飞行员专门学校。土浦位于东京北面八十公里处。学校里有三种类别的学生。一类是江田島海军学院的少尉级毕业生；一类是现役士官；还有一类是十来岁的少年，直接入校学习，毕业后进入海军服役。

日本对美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海军扩充了飞行训练设施，几乎像生产流水线一样培训那时候亟需的战机飞行员。但是在1937年，这样的方式还是闻所未闻的。那时候飞行员的培训要经过精挑细选，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最符合条件的学员。土浦的飞行员学校录取率极低。就拿1937年我那届来说，初审合格的一千五百名士官里只录取了七十人。当我在榜单上七十人名单里找到我的名字时真是欣喜若狂。获得这个学校的录取一洗我从青山学院退学的羞耻感。这会给我的家族和我们村带来荣誉，也激发了被我深埋在心底的信念。

可想而知，飞行员学校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到东京舅舅拜访时那种得意洋洋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求上进，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成天打架斗殴的问题少年了。那时候我刚二十出头，相当自负，身着崭新挺括的海军飞行员制服，七粒扣金光闪闪，派头十足地到舅舅家报喜。我的表妹初代真是女大十八变，已从一个小学生变成十五岁妩媚诱人的高中女生了。初代热烈地恭喜我，含着异样的热情。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3)

我像个贱民一样地回到家里，村里人都鄙视我。更糟的是，我家比我去东京前更穷更苦。母亲和大哥每天起早贪黑耕耘几亩薄田。我的兄弟姐妹穿得破破烂烂的，家里的小屋也是东倒西歪的摇摇欲坠。

当初我去东京的时候，临行前村里人都鼓励我好好学习，他们都指望着我出人头地后拉他们一把。现在，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虽然没有人指名道姓地骂我，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甚至都不愿正眼瞧我。我都不敢白天出门，像做鬼一样，生怕受到村民的白眼。我焦急地日思夜想，怎么才能远走高飞。

我忽然想起，回来的时候在佐賀火车站见到过海军招募志愿兵的海报。看来应征入伍是逃离窘境的唯一办法。母亲虽然已经为我离开家乡去东京而饱受了相思之苦，这次也竭力反对，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1933年5月31日，当时我十六岁，如愿以偿在老家东面八十公里的佐世保海军基地当上了见习水手。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然是一脚踏进魔窟，让我饱受磨难。还好我从小饱读武士道经典「葉隠」，才使得我坚持到底。

当时日本海军军纪以及体罚之严酷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像。那些兵曹（教官）一有空就狠揍看不顺眼的新兵。我有时就算犯了再小的错误也会被兵曹从硬铺上拖起来狠揍一顿。

＂坂井水手！靠墙站好，弯下腰！＂兵曹就这样吼道，＂我打你就是为了你好，把你管教成好水手，弯下腰！＂

说着就操起根大棒使出浑身力气用力敲向我撅起来的屁股。真是火辣辣的痛，一下又一下地敲上来。我只能咬紧牙关不要哭出声来。有时我一次会被敲四十多下。经常我会疼得昏死过去，就算这样也不会罢休。低阶教官把一桶冷水往我屁股中缝一浇，大声叫我撅好屁股保持姿势，一直打到他觉得打够为止。

为了威吓新兵，更是为了鼓励互相监督防止犯错，体罚是采取连坐制的。如果一个小兵因犯错而受体罚的话，五十几个一同受训的新兵会每人挨上一记大棒。被打过之后根本没法躺到硬铺上面。

其实，如此残忍地体罚新兵是出自兵曹的变态人格。他们大多三十多岁，升职无望，脾气特别火爆。我们新兵把他们看作是世界上最最恶毒的野兽。六个月这样严酷的体罚管教之下，我们这些新兵无一不是牲口一样驯服听话。我们再也不敢提问题，质疑长官，自觉做到长官一下命令就想也不想地立即执行的地步。我们成为自动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一样。

我的记忆里，新兵集训大约等同于这么几幅典型场景：出操；文化课；枪械训练；大棒嗖嗖地甩过来的惊骇一刻；每时每刻都在痛的屁股；皮肉瘀青发黑；一坐下去就痛得站起来。

完成新兵集训之后，我已不再是一个富有理想和求知欲的热血青年。先前的中学学习不顺，家庭的贫困，再加上这次新兵魔鬼训练，林林总总加起来彻底毁掉了我的自尊。我再也不奢望向长官发问，完全失去自信。但有一点是抹杀不掉的，那就是，在集训中和集训后，我一辈子都会记仇那几个教官。

陆上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至霧島號戰艦做见习水手。海上生活再一次让我震惊。本来我以为集训后我就再也不会遇到那么变态的待遇了。但实际上更糟。我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满心指望着升职，得到好一点的待遇。我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我就抓紧这段时间恶补课本知识。我的目标是考入海军特种技术学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学到海军的专业知识，从而有机会晋升。

1935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很热门的海军炮手学校。六个月毕业，这次我被分配到榛名號戰艦，升职成为专职水手。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2)

佐賀这个地方历来是日本最穷的边远地区。所以，佐賀藩的武士日子过得很清苦，全日本都知道此地的武士斗起来比公鸡还凶，吃得比鸡还差。我们佐賀这个地方是全日本唯一遵从原教旨的武士道 ---「葉隠」。

（「葉隠」，江户时代武士道经典修养书籍。其核心思想是，如树木中的叶荫，在目不可见处为君主舍命。也就是说，一旦有需要则果断而毫不留恋地死） 在二战期间，「葉隠」是日本全国各地每所学校的教科书读物。我以其核心思想作为我的生活哲学，落实到将来的学习和战斗生涯中去。

我这个佐賀地方出来的乡下巴子到了东京之后，到处都使得我头晕目眩。佐賀当时只有五万人口，而东京到处是人头济济，一天到晚是喧闹嘈杂，很多高楼大厦，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之一。不久，我就尝到了个中滋味。1929年代的东京充斥着尔虞我诈的竞争。毕业生疯狂求职，应届生则削尖脑袋往几个名校里钻。

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在农村过得很苦，也觉得自己在农村小学六年算得上出类拔萃。没想到的是，在东京，同班同学竟然个个通宵达旦，争分夺秒地念书，为的就是出人头地！东京的名校，像是一中和四中，招生的时候就只允许各小学的前几名报名，就这样其录取率也只有三十五取一。

显而易见，我这个农村小学的优等生完全架不住如此残酷激烈的竞争性学习环境，名校则是想都不用想。所以，可以想见，我收到青山学院的录取书时那个高兴啊。青山学院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虽然远比不上名校，但也算名声不错的中学了。

我在舅舅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但舅舅为人过于刻板严肃，而且信奉儿女远来亲的古训，所以我都不常见到他。不过，舅母及几个表兄妹倒是很重亲情，待我极好。在舅舅家享受幸福温暖的生活，满怀理想和憧憬踏入中学门槛，我下定决心要名列前茅，出人头地。

一个月不到，我的梦想彻底粉碎。名列前茅是不可能的任务。不光是任课老师，连我自己都意识到彻底的失败。大部份的同班同学原本在小学里学习成绩都属于一般的，现在超过我这个农村小学来的优等生绰绰有余。真是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他们的知识面比我广，虽然我每天熬夜学习，还是追不上他们的学习进度。

第一学期在七月份结束。我的成绩单属于班上中等，对此，舅舅极不满意，失望之极。我知道舅舅是因为相信我天资聪慧能出人头地才愿意出钱栽培我的。我对他的失望之情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暑假的时候我加倍用功，其他同学出外游玩，我则是笨鸟先飞，以勤补拙。九月份一开学，我还是被打回原形，木有苗头。

学业上的屡次失利让我倍感绝望。不但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就连体育成绩也不行。班上许多同学比我活跃，能力更强。

我渐渐失魂落魄，毫无心思去追赶学业上远比我优秀的同学，反而终日与一群笨蛋为伍。我一心想在一群笨蛋里寻找做优等生的幻觉，还时不时单挑高年级的大个同学打斗。那时几乎每天我都会找高年级同学寻衅，扁他一顿。每天晚上回到舅舅家的时候都是鼻青脸肿的，我每次都不得不想方设法搪塞掩饰学校里的打斗事件。

第一学年结束之后，终于纸包不住火了。我所在的这所教会学校老师写了一封信给舅舅，说我是个问题少年。从那以后，我尽量不去挑起可有可无的争斗，但一有机会证明自己更行的话，我还是会忍不住专挑高年级学生狠揍一顿出气。学校老师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到舅舅家里。终于有一天，学校把舅舅叫去，对我的违纪行为给予口头警告。

第二学年我的成绩名列最后几名。舅舅觉得受够了，对我越来越严加训斥，最后终于下决心让我中断学业离开东京。

＂三郎＂舅舅最后一次对我说，＂我实在没有精力再骂你了，也不会再骂你了。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好好管教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把赫赫有名的坂井家的孩子给毁了。算了，你回佐賀吧＂，舅舅苦逼着脸又说了一句，＂是东京把你惯坏的＂。

我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舅舅的话每句都是对的没错。都怪我自己不好。但我是不甘心就这么夹着尾巴回老家的。我下定决心掩饰这一切，尤其不能让舅舅的女儿初代知道，那时候我很喜欢她。我对她谎称回老家探亲。

那天晚上，我坐火车离开东京返回千里之外的老家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辜负了家里的期盼。我害怕回家。

《武士：日本二战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录》(1)

佐賀県(SAGA)位于日本本土最南面的九州。佐賀这个地方知名度不高，但与其相邻的两个地方许多美国人都知道。一个就是佐世保市(Sasebo)，参与朝鲜战争的美国海军舰只大多停泊于此。另一个就是芦屋(Ashiya)空军基地，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就从这里起飞，越过一水之隔的对马海峡攻击朝鲜半岛上的北朝鲜共军和中国部队。

佐賀在日本历史上有重要军事地位。历次越过对马海峡发动对朝鲜半岛的征战都与此地有关。我祖上有份参与了1592年从佐賀出发前往朝鲜半岛的征战。那次历史上出现了类似今日朝鲜战争的局面。1597年，中国明朝出兵朝鲜半岛，帮助北朝鲜人平息了日本与高丽的战事。

从此，我的祖上成为武士，一代一代为佐賀藩主效命。到了十九世纪幕府末期，随着尊王攘夷的中央集权兴起，我的祖上把世袭田产都上缴给了天皇。

日本在封建时代有四个等级。我的家族属于武士。武士属于统治阶层，享有特权，不从事日常劳作。武士对自己的身份颇为自豪，他们不用每日为碌碌生计担忧，视金钱如粪土，全心全意效命藩主，时刻准备着为藩主而战。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藩主保证武士们的日常生活不虞匮乏。

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废除了藩幕，沉重打击了武士阶层。一夜之间，武士们丧失了等级特权，只得去做小商小贩，甚至一贫如洗沦为贫下中农。总之，武士们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社会。

毫不奇怪，我的祖父也一样经受不住改开的大浪淘沙。我家从自那时起仅靠几亩薄地勉强糊口，是村里的特困户。1916年8月26日，我就出生在这个贫农家庭，四个儿子里排行老三，我还有三个姐妹。

颇为讽刺的是，我的一生酷似我的祖父。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时，我是当时还活着的最优秀王牌飞行员。官方记录是空战中击落六十四架敌机。终战之后，我随日本海军一同遣散，并被终身禁止公职。当时我身无分文，往日已随风而去，也没有其他一技之长赖以谋生。像祖父一样，沦为累伯。又经过好几年省吃俭用，终于攒了点小钱开了个印刷作坊。

话说当年，母亲不但要耕地，还要照料七个子女。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记得小时候我母亲总是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背上则背着我的小妹。但母亲从来不诉苦。她是我眼里最顽强的人，就像真正的武士，自尊而倔强，一旦别人有难，倒是乐于拔刀相助。

有时候，因为在学校里受到了大小孩的痛殴，放学后就在家里面哭哭啼啼。母亲听到了一点儿也不表示安慰，反而训斥我说，＂真是不知羞耻＂，＂别忘了，你是武士的儿子，不许哭＂之类的话。

在我们村的小学里，我学习很用功。六年里，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不过，我的教育前景堪忧。当时的小学教育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但绝大多数的中学以上教育需学生家长负担费用。这个显然不是我们坂井家负担得起的，当时我们能吃饱穿暖已经谢天谢地了。就在此刻，出乎我们的意料，我的舅舅主动向我家提出，愿意承担我的所有教育及住宿费用。舅舅当时在东京的邮电部做官，他就一个条件，即，把我过继给他做义子。我们当然恭敬不如从命咯。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7

二战期间，美国答应为国府培训和装备三十九个美械师。马歇尔抵华之后此一承诺被忘得一干二净。已经完成的少数几个美械师则得不到后继的军火弹药。1946年夏天，在对华禁运的同时，马歇尔反而答应中共说将派遣美国军官帮助培训中共武装力量。这个培训计划需要六十九位美国军官，四百吨训练物资。就是这位艾奇逊，当时的国务卿助理，在1946年6月19日在众议院对外交事务聆讯时说: 
中共已经要求过，马歇尔将军也同意了，在将共军整编进国家化军队之前，美国方面要对共军提供军事培训和培训所需的武器弹药。

这些军官的确派到了中国，只是他们到达上海后因国共内战而无法到达指定地点去培训共军。

这个当口还在实施这种对共军的援助计划实在是不可理喻。因为这时中共已经一反常态，完全暴露了其对美国的敌视。中共一旦看到已经无法利用美国迫使常凯申乞服，他们立刻召集大规模反美游行示威。他们也回绝了国府提出的继续请马歇尔出任军事冲突仲裁人。他们响应莫斯科的政策，掀起反美暴动。在这期间，维持停战协议的一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华北的冲突事件中受到伤亡和囚禁。

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强烈要求常凯申履行与中共的协议。艾奇逊在1946年6月28日于纽约发布了更赤裸裸的政策公告，说：
在中国没有形成广泛代表性的政府之前，即，中共加入国家政府前，不要寄希望于美国会发出经济援助。

1946年6月，马歇尔再次让常凯申和中共签订了第二份停战协定。这个时候，国军已经成功将共军击退到至哈尔滨。这时的哈尔滨里还有一部份未撤离的苏军。因为再次的停战协定，共军得以修生养息，蓄势待发，在随后的夏秋两季，不断地打打停停。国军还有弹药，而共军则还来不及培训准备人员熟练使用苏制武器。所以，国军不断取胜，收复失地。国军收复了华北的喀尔喀等战略要地，看上去所向披靡，胜局指日可待。到了1946年11月，关于中国局势的白皮书这样声明，＂国府已经收复绝大多数6月及其之后的和谈中被中共占去的地区，已经达致二战胜利日之后的军事最强之时。＂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6

马歇尔在1946年1月和2月调停下制定的所有临时协定通通墨迹未干就遭到撕毁。内战重新燃起，根源就在于中共违背承诺，阻挠国府接收东北。不但如此，苏军在掠劫后撤离东北之后还把东北大部份的乡镇和武器装备留给了中共。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搞到过一份共军机密文件。文件显示，中共向苏联讨要五千救兵，而苏联则要求中共交出武装力量接受苏军指挥。文件日期为1946年1月19日，这个日子距离停火协议的签订之后仅仅九天而已。当时，中共在重庆郑重其事地签订停火协议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向马歇尔表示，要协助国府建立民主的中国。尽管中共从苏军接收到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和军事培训，但还是被国军一击而溃。他们这时转过身乞求马歇尔要常凯申再签订一个停火协议。这年5月，马歇尔刚从华盛顿访问归来，他立刻迫使常凯申停火，让中共保留东北共区。国军凌厉的攻势不得不停了下来。

接着，马歇尔和杜鲁门逐步采取手段终止对国军的武器军火供应。到了1946年年底，马歇尔终于拍板对华武器军火禁售禁运。随后的整整一年里，国府买不到一粒子弹，更不用说军事援助了。1946年8月18日，杜鲁门签署命令，不得向中国提供任何二战剩余美国物资，以防止被挪用作内战用途。

所以，在1946年夏天，当国府亟需向美国军火商采购十五亿发轻步枪子弹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拒绝签发出口执照。英国也一口拒绝，这样，再无他国能施以援手。

如此一来，国军只能依赖本身的军火储备，加上一些有限的军工生产能力。很快，国军就抵挡不住中共从苏军手中接收过来的大量日本关东军武器弹药，以及后来沈阳军工厂日以继夜生产出来的军火物资。沈阳军工厂的弹药生产后来也用于朝鲜战争。在确保共军占据东北之后，莫斯科还把之前从东北劫掠走的部份机器设备交还给中共。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5

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杜鲁门声明的和马歇尔执行的那样，是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中国的国共战争纯属内战性质，与苏联输出革命木有半毛关系。基于此，他们就认定，美国的经济援助应当用于促进＂统一＂的目的，这样就可以强烈诱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事实上，美国无力迫使中共向国民党妥协，就算达成协议也无法保证中共能否履约。这个只有斯大林办得到。美国能做的只有拿国民党往死里虐。美国通过卡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迫使国民党接受严重危害其利益的条件，其实正是美国政府给予了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发黑函的特权。

为了响应1945年12月杜鲁门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共张开双臂热烈欢迎马歇尔的到来。这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是风度翩翩的周筒子。他使出浑身解数让西方记者相信，中共只是自由派土地政策改良者，是为了维护农民和赤贫阶层的利益而与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作对，所以应当得到西方进步舆论的支持。

当时，包括我在内，在重庆有一大批西方记者经常造访马歇尔的寓所。我们都已经轧出了苗头，马将军彻底服下了周筒子的迷魂汤。马歇尔原本对国务院砖家的所谓＂进步的＂共产党和＂反动的＂国民党这种说法还有所怀疑，现在彻底信服了。周筒子巧妙地解释说，中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分子，一旦美国助其在中国实现民主，中共完全可以改换门庭弃苏联而投老美怀抱。其实，马歇尔之前深受史迪威的影响，以为中共是共产主义分子中的改良派，周筒子只是完善此一说法而已。

不久，马歇尔达成了停火协议，在1946年1月13日生效。届时，国共各自所占辖区各自＂冻结＂。不过，此协议还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国民党部队可以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管满洲。在1月9日，国共在热河发生武装冲突。热河省原属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地理上与东北相连。

国民党政府认为，热河当时在苏军控制之下，除了苏军，国共均无占领其首府赤峰。所以，按照停火协议，此属国军从苏军手中接收之东北领土。而中共认为，热河属于华北不属于满洲，而且中共已经从苏军手中接管了赤峰。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告诉我，那天晚上，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筒子非常纠结。周筒子告诉他，国府坚持有权占领赤峰和多伦（察哈尔省的商贸中心城市，比邻热河西边省界）。这是两个军事重镇，一旦占领就可以阻断共军与占据东北的苏联红军的通道。中共当时占据着热河省的喀尔喀和首府承德，在国府占据赤峰和多伦后可以对中共的喀尔喀和承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所以，中共决不答应。

那天晚上十点半，马歇尔拜访常凯申的寓所并一直待到半夜。半夜十二点半，周筒子接到马歇尔的电话，叫他第二天上午八点到马歇尔寓所。那天早上十点，停火协议草案定稿，交给各大报社刊登发表。这次中共赌赢了。赤峰，也意味着热河省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共。

之后不久就发现，国民党政府的观点是对的。停火协议签订的时候，赤峰的确在苏军而非中共手中。而中共就此轻易地占有了赤峰，直至来年夏天在内战中被国军驱逐出去。正如1946年2月一位国府外交官告诉我的，＂马歇尔没有必要迫使我们把热河省交给中共。因为中苏条约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就这样还要割地讨好苏联真是岂有此理＂。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4

无论是私下函件还是公开的政府公报，杜鲁门都是特别强调要马歇尔压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杜鲁门给马歇尔的私函里是这样写的：
你同蒋中正及其高层幕僚会面时务必坦诚布公。你可以把中国急需美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助与美国要求的中国停止内战联系起来。

在杜鲁门自己的政策声明里，是这样公布的：
美国相信，如果中国政府扩大其执政基础，包容其他政治因素，那么，中国必将更进一步朝向和平，统一，民主改革的方向发展。
（注：中国的其他政治因素指的就是中共）

杜鲁门还这样自信满满地表示，＂一旦建立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府机构之后，各自为政的军阀就可以整编为国家化的军队。＂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美国的援助绝不包括对中国任何内战过程的军事干预。＂

实际上，这就把美国的援助与结束同中共的内战联系起来，只要中共继续战斗一天，国民党政府就继续失去外援一天。而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其他共产党一样，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指示。所以说，这是间接迫使中国政府服从莫斯科。

12月9日，国务卿Byrnes写了份备忘录给国防部。杜鲁门要求马歇尔把这份备忘录的内容作为其指示来照办。备忘录里写道：
问题（指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执政基础，与中共和其他小党派分享政权）的确难办。
中国领导人不会自己这样做。一个决定因素是我们的势力大小，成功与否亦取决于我们对自身能力是否调度得当，使得国民党政府，所谓的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势力愿意做出让步。
这里的＂所谓的共产党＂一词，表明了国务卿Byrnes和杜鲁门总统受到了美国国务院里的以中国通自居的智囊团何等的误导。

在国务卿Byrnes写给国防部的备忘录里，有段文字竟是要求美国军方不要在中共军队到达华北之前运送国民党部队到那里。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暂缓，根据马歇尔将军与重庆的常凯申商谈的结果而定。暂停向华北进一步运送国民党部队，华北的港口若是用于向东北运送兵力则不受此限制。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进一步阐明。他坚持要求，中共在联合政府里要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席位＂，＂建立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府机构之后，各自为政的军阀就可以整编为国家化的军队。＂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3

雅尔塔密约，既不是起点，亦不是终点。早在1943年，美国国务院远东部门就强烈要求对中共分发援助物资。而当时中共在陕甘宁就是＂坐山观虎斗＂，因为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足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史迪威将军，这位美军中国战场总司令，是被中共认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1944年被召回国之后，魏德迈将军接任其职。魏德迈将军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无间，使得国军挫败日军最后一次攻势而成功扭转局势。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军民一心，士气大振。

日本一投降，美国物资立即源源不断运往国统区，支援国军。各地日军也接到命令，必须只向国军投降并交接。

暂时之间，美国看似确保了其在中国的势力。魏德迈将军为中美关系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关系。不单中国政府对美国信心大增，中国的民主派人士也对美国有信心。如果当时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国府内部的民主派改革力量会逐渐抬头，而中共将绝无机会使用武力夺取政权。

但很快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动。在1945年的秋天和冬天，美国国防部远东部限制魏德迈将军对国府发放援助物资。这时候恰好是美国对苏示好的特殊时期。所以，当苏联违背其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时，美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

中苏友好条约是国民党政府因美国压力于日本投降之时签订的。按照此条约，中国对苏联给予满洲的优先权，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承诺对国民党政府给予所有道义和物资上必要的支持。

但这种承诺迟迟未兑现，苏联红军抢占满洲，然后企图拉入中共与国民党分享满洲的工业与矿业资源。在这一企图遭到挫败之后，苏联红军在撤离前从满洲劫掠了价值三亿美金的资产，并把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的大部份交给了此时出关的中共武装。苏联红军在撤离之时造成既成事实，让中共武装占据满洲的大部和绝大多数的日本遗留武器军火。

美国对于苏联违反承诺造成的既成事实予以默认。1945年11月2日，当时的美国海军副司令Barbey负责把国民党部队运送至满洲。他在营口目睹了岸上数千共军在苏军保护下挖掘战壕，阻挡国军的行动。他在与岸上苏军协商后不得不下令撤离。在葫芦岛，共军向美国军舰射击，美军的运输行动不得不停止下来。根据雅尔塔密约，满洲最大的两个海港，大连和旅顺，全都控制在苏军手里。苏军不允许国府使用大连也违反了中苏友好条约。根据条约，大连是国际开放港口。至此，国民党军队无法由海路进入东北，国民党部队在华北集结后也无法由铁路运输进入东北，因为东北铁路按雅尔塔密约也属苏联优先利益范围。等国民党部队好不容易进入东北的时候，共军在那里已经严阵以待了。

至此，美国仍不吭声。到了1945年12月，反而派遣马歇尔前去调停共产党与国民党。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2

直到1945年之前，美国一个半世纪来的远东对华政策始终是使其保持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与独立。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不能算是基本原因），就如美国驻日本大使Cordell Hull在1941年11月26日向日本下达的最后通牒中所述，就是要遏止日本侵占中国。

1945年2月在雅尔塔，美国在此政策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罗斯福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使其获得在华的实际永久性势力范围。那个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如下：
1) 旅顺港＂租予＂苏联作其军港；
2) 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中国东北这个最大港口拥有＂优先权＂； 
3) 中苏＂合营＂满洲铁路，苏联保有＂优先收益＂。
其他双方同意的要点还有：苏联收复库页岛（获取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属岛屿）。

雅尔塔密约的这些条款由当时参与雅尔塔会议的美国国务卿Edward R. Stettinius, Jr.在其撰写出版的「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一书中揭露出来。上面三条的密约原文如下：
1) 俄国在1904年遭到无耻攻击之前的原有权益应当恢复；
2) 总统将竭尽所能使得（蒋中正）听从斯大林元帅；
3) 三巨头同意，在击败日本之后，会毫无疑问地满足苏联所提的这些要求。

事实上，1904年的日俄战争正是当初英国和美国支持日本遏止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但在雅尔塔密约里被代称为＂1904年遭受的无耻攻击＂了。所谓满洲的＂优先权＂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而非美国人可以签字做主的。不知道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一干人是何感想。

罗斯福总统把攸关中国主权和美国权益的满洲作为让步条件，就这点而言，我们必须重申一下满洲的历史地理重要性。历史上，早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先征服满洲而后征服中原；公元1644年，满人先统一满洲进而入主中原。
历史证明，若征服中原必先征服华北；若征服华北必先征服满蒙。在目前这个工业时代，罗斯福总统承诺给苏联的满洲＂优先权＂无异于放手让苏联在满洲同时就近取得铁矿和煤矿资源，从而毫无悬念地主宰中国。

1937年爆发的中国抗日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拒绝日本侵吞满洲蚕食华北。中国人民因拒绝日本人在满洲的＂优先权＂而进行抗战牺牲了数百万人。但在1945年，这个＂优先权＂却私相授受给了苏联。

对于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让步，一致公认的解释是，唯有此才能说服苏联在亚太作为我们的同盟国对日用兵。但事实上，到了1945年2月，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美国完全可以独霸此地。所以，当时对美国最有利的做法应该是阻止苏联对日宣战，而苏联之前也的确没出过一分力。更进一步来说，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日本已经有意投降。正是盟国坚持的无条件投降，才使得对日战争拖到1945年2月，否则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可以稳获亚太区胜利果实和永久和平。 

CHINA STORY（原著：胡德兰 Freda Utley）1

作者简介

Freda Utley，1898年出生于英国，是著名作家和记者，远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关系是她早就关注的一个国际性问题。
她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参加过英国共产党，1930年到苏联，曾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工作，并与俄国人结婚。居住莫斯科六年，曾和其夫去日本呆了一年。

1936年，其夫被关进苏联集中营。此后她便携幼子回到英国。
1938年，她作为伦敦新闻记事的通讯员被派到上海。
1939年她到美国，前后出版过China at War（战火中的中国，1939）和Last Chance in China（中国的最后机会，1947）等。

抗战爆发之前她就出版了名著《泥足的日本》，在她来中国时，她的另一部著作《日本在中国的赌博》(Japan’s Gamble in China)刚刚问世，国内文化界对她的名字早已熟知。

1938年7月，她穿越地中海，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经过三个月的漫长旅途来到中国，先后到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考察和采访。由于从对中国曾经有过深入的访问和研究，她对于这个国度是熟悉和亲切的。

一到武汉，她对前来采访的《抗战文艺》记者就说：“我未到中国之前，我就钦佩中国文化的高深与伟大。在这次抗战中，我十分相信中国会为世界保存这最高的文化而胜利。”在仅仅三个多月的访问中，阿特丽在各地参加了多次欢迎会座谈会。“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这些集会对我的热情招待，我感到唯一能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方法，是做坦率的演讲，而非一味对主人奉承。”

在武汉沦陷前夕，她怀着“最难忍受的生死离别”于10月2日离开武汉。回到英国，她奋笔疾书，完成了十九万字《扬子前线》(China at War,又名《战火中的中国》)的写作，1939年由伦敦费伯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自述1938年她在中国采访的经历，其中有会见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与周恩来、沈钧儒等人的会谈，在前线后方的见闻等。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这部书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被认为是分析研究中国和远东问题的重要著作。